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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晖只是“不够漂亮”，我愿说声抱歉先

汪晖只是“不够漂亮”，我愿说声抱歉先   7月20日《 新闻晚报》发表张建群先生的文章，批评我的博文《可以不当教授，岂能不是男儿》“标题就冒着火药味”。张先生还说，汪晖教授的沉默，不应该成为“罪状”和“把柄”。谁也没有权利命令人家当“应声虫”，指手画脚让其出来“认话”。 这恐怕是误会了。我从来就不认为，汪晖教授选择沉默，有什么法律和道德问题。而且，汪晖现在不说话，不等于将来不说。就算永远不说，那也是他的基本人权，必须得到尊重。毕竟，沉默既不“违法”，也不“缺德”，只是不够“漂亮”。如果能像朱学勤那样，就更“有品”一些。当然，漂亮不漂亮，也是各人的事，别人管不着。所以，我只是“劝”，不是“逼”，更没资格“命令”。如果产生了“不当联想”，责任全部在我，我愿意深表歉意！ 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，必须得到充分的讨论。我们要问，在事涉“诈捐”、“造假”、“抄袭”等公共事件时，当事人到底有没有权利“保持沉默”？如果有，这种权利是有限的，还是无限的？如果是有限的，那么，哪些问题可以沉默，哪些不行？如果是无限的，媒体的监督权和公众的知情权，又如何得到保证？如果作为公民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他们出来“认话”，那么请问谁有呢？好像又总得有吧？ 这些都是问题，好在也都不是当务之急，不妨从长计议，以后再说。

长篇连载：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（之一）

长篇连载：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（之一）   一 整谁的容，变什么性   〇 三国早被整过容，再整就成杰克逊了。   由杨晓明任总制片人，朱苏进任总编剧，高希希任总导演的电视连续剧《三国》，已经播完。喧嚣已过，尘埃落定，心气平和，似乎可以说上几句。 根据主创人员对媒体的再三表白，本剧的创作理念，是“整容不变性”。可惜说实在的，这话我一直听不明白。整容？给谁整容？整谁的容？历史，还是小说？如果说给历史整容，那么，罗贯中已然整过。如果说给小说整容，那么，《三国演义》呈现出来的，原本就是整容后的形象。再整，就成杰克逊了。 当然，整容后的杰克逊，仍然可爱。但三国不是杰克逊。因为它在被《三国演义》“整容”的同时，已经变了“性”。要知道，就历史的“本性”而言，魏蜀吴、曹刘孙，原本无所谓孰尊孰卑，甚至无所谓谁是谁非。从正面讲，三家都想结束战争，重归和平；从负面讲，三家也都想排除异己，独霸天下。大哥、二哥、麻子哥，大家脸上差不多。比如刘备杀张裕，诸葛亮杀彭羕，就跟曹操杀孔融，没什么区别。孙权则更是公开宣称，曹孟德能杀孔文举（孔融），孤怎么就不能杀虞翻（《三国志·虞翻传》）？可见他们对待“持不同政见者”，或自己不喜欢的人，态度和手段并无两样。只不过曹操的事，后来被大讲特讲，做足了文章；刘备、孙权、诸葛亮杀人，却被有意无意地“遗忘”。 但陈寿是客观公正的。比如写曹操杀崔琰，就明说“最为世所痛惜，至今冤之”；写曹操战徐州，也明说“所过多所残戮”。这在当时已很不容易。他对三国人物，也都有公允的评价。比如刘备“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”，孙权“有句践（勾践）之奇，英人之杰”。这跟曹操的评语（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），其实平起平坐。对于诸葛亮，就更是推崇备至。所写评语，字数比曹操的还多。更何况，当时的观念，是“天无二日，人无二君”。陈寿把自己的书名叫做《三国志》，等于承认有三个独立主权的国家，这得多大的勇气！ 三国鼎立，逐鹿中原，各有其是，各有其非，这就是“历史的本性”。这个“本性”，到了《三国演义》，就变成了“尊刘贬曹”。那么请问，你们的“整容不变性”，是不变谁的“性”？历史的“本性”？还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倾向性”？这可不能不搞清楚。如果整着“男人的容”，想着“女人的性”，那会咋样呢？弄好了刚柔兼济、风情万种，弄不好就是“人妖”。 所以，2006年8月，我和总制片人杨晓明、总编剧朱苏进、总导演陈家林（那时还不是高希希）讨论剧本时，就建议他们慎重考虑，做出选择：要么改编《三国演义》，要么改编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。按照后来他们“整容不变性”的说法，前者不变罗贯中的“倾向性”，后者不变三国史的“历史性”。但不管不变哪个“性”，都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进行“整容”。不但可以“整容”，就连“扩容”（增加故事情节），都不是不可以。 现在看来，杨晓明和朱苏进的选择，是历史的“性”，小说的“容”。《三国演义》那些精彩的段子都要，但不要其倾向性。这其实就是“变性”了。变性的结果是什么？因为还没看，不敢妄评。这里，只说我为什么反对改编《三国演义》，主张根据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来进行创作。 这就要先来看看，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”错在哪里。   二 三个代表三个梦   〇 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，变成了路线之争、道德之争、核心价值之争。“正统”晃子的背后，高高飘扬的是“道德的旗帜”。   众所周知，《三国演义》的倾向性，就是“尊刘贬曹”。如果仅此而已，也没什么不可以。第一，我们又不是曹家后人，何必跟刘家争个对错高低。第二，曹操制造的“冤假错案”不少（比如杀崔琰）。死后被人痛骂，可以算是“报应”。第三，被“冤枉”的历史人物，也不是只有曹操一个。比如陈世美，比如蔡邕，都是。正所谓“身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”（陆游诗）。对于文学艺术作品，没必要较这个真。 关键是《三国演义》为什么会有这个“倾向性”。 一般的说法，是“正统思想的影响”。但如果只是“争正统”，也未必一定要“尊刘贬曹”。陈寿以曹魏为正统，也没贬低刘备嘛！同样，孙权不是“正统”，罗贯中也没骂过“孙贼”。更重要的是，正统不正统，并不关读者什么事。读书人可能在乎，老百姓就无所谓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谁当皇帝不是当，为什么一定要“正统”呢？ 然而《三国演义》却是“通俗读物”，走的是“大众路线”。这就得让老百姓看了高兴，看了喜欢。那么，老百姓怎么想？不在乎皇帝姓什么，只在乎皇帝好不好。好皇帝的标准，是仁慈和明智。仁慈的是“仁君”，明智的是“ 明君”。既仁慈又明智，那就是“圣君”。圣君最好，仁君和明君也不错。因为皇帝仁慈，民众的日子就好过；皇帝明智，官吏的工作就好做。总之，君仁则臣忠，上行则下效。皇帝仁慈明智，官吏就清正廉洁，百姓就安居乐业，结果是天下太平。如果这两个都指望不上，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（或侠士），拔刀相助，仗义执言。比方说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──圣君梦，清官梦，侠客梦。这三个梦，罗贯中都帮我们“圆”了。圣君，就是刘备；清官，就是诸葛亮；侠客或侠士，就是关羽和张飞。所以，尽管杖打督邮的，在历史上原本是刘备（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）。但是写小说，就得转到张飞身上。这就一举两得：刘备“急喝张飞住手”，说明他是“仁慈的人”；张飞痛打贪官污吏，则说明他是“侠义之士”。哈，三个代表三个梦，全了！ 更妙的是还有“反面典型”。谁？曹操啊！曹操杀人，所以是“暴君”；曹操篡汉，所以是“奸臣”；曹操说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”（其实未必说过），当然是“小人”。好嘛，一边是圣君、清官、侠客，一边是暴君、奸臣、小人，你说该怎么着？当然是“尊刘贬曹”。 有了这样一番“道德定性”，《三国演义》的“变性手术”，就做得理直气壮、得心应手、顺理成章，而且皆大欢喜。因为刘备等人可以帮我们“圆梦”，曹操则可以让我们“泄愤”。“尊刘贬曹”能不深得人心吗？《三国演义》能不开花结果吗？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：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，变成了路线之争、道德之争、核心价值之争。“正统”晃子的背后，高高飘扬的是“道德的旗帜”。 问题是，这不对吗？这不好吗？ （未完待续，明天发表）   刊载于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第23版，责任编辑刘小磊，发表时有删节。  

长篇连载：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（之二）

长篇连载：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（之二）   三 “结义”不该在“桃园”   〇 你把人家的“命根子”都割了，还说“不变性”？   我不想说历史。当然，如果诸位有兴趣，也可以简单说一句：三国时期确实存在路线之争，但这是曹操与袁绍的斗争，跟刘备、诸葛亮没关系。相反，刘备、诸葛亮的政治理念，反倒接近曹操，即都主张“寒门庶族之法家路线”。所以，曹操瞧不起袁绍、袁术，却对刘备另眼相看。在曹操看来，袁绍兄弟依靠的，不过是祖上的权势；而袁家那些祖先，又早已是“冢中枯骨”，根本就罩不住这些“纨绔子弟”。只有像他和刘备这样从草莽中崛起的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显然，如果讲路线斗争，那么，曹操其实跟刘备、诸葛亮一样，是站在穷人和平民一边的。他挨穷人和平民的骂，实在冤枉。 但这些可以不管，因为小说不是历史，电视剧也不是。 那就讲主题。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是什么？忠义。如果说，《三国演义》的倾向是“尊刘贬曹”，那么，它的灵魂便是“弘扬忠义”。因此它的第一回，不是董卓入京，而是桃园结义。也因此，电视剧《三国》把桃园结义处理为十秒钟，还不及曹操“一泡尿长”，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网友的不满。不满是应该的，因为剧组已经宣称“整容不变性”。但是现在，你把人家的“命根子”都割了，还说“不变性”？ 不过，我倒是赞同他们的处理。而且，如果依了我的主张，那就连这十秒钟都用不着，因为《三国志》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一出！何况在我看来，桃园结义原本就有问题。过去是有利有弊，现在是有弊无利。我反对改编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是原因之一。 反对的道理也很简单。想想谁最喜欢这一套？旧军队，黑社会。北洋军阀青洪帮，都是要磕头拜把子的。现在，人民军队党领导，西方军队国家化，都不兴这一套了吧？政府、公司、学校里面，也不能整天“大哥”、“小弟”的吧？事实上，现在我们最需要建立的，是公民意识、法治观念、契约精神、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。桃园结义跟这些兼容吗？不兼容吧！相通吗？不相通吧！可以对接吗？不可以吧！ 其实，即便在传统社会，桃园结义的影响和作用，也有正反两面。简单的说，哥们抱团做好事，这影响就是正面的；哥们抱团做坏事，这作用就是反面的。何况这玩意也未必就靠得住。张学良和蒋介石，不是拜了把子吗？北洋军阀跟北洋军阀，不也打起来了吗？这种事，历史上多了，并不一定要“看了《投名状》，才知道兄弟不可靠”吧？ 我知道这些话，可能很难让人接受。不断有人跟我讲，你不要反对“桃园结义”好不好？很感人的。我承认很感人。小时候看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，就被感动了，还拉了两个同学操练了一遍。是啊，谁不想自己的一生当中，能有几个唇齿相依、患难与共的“铁哥们”呢？更何况，草民的生存是那样的艰难，生命是那样的脆弱，环境是那样的险恶，力量是那样的微薄。如不“义结金兰”，谁管我们死活呀！所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工人，便很少有不在帮的。中共开展工作，还得借助帮会。桃园结义引起共鸣，并不奇怪。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。一个社会，如果它的成员，只能依靠这样的办法来生存，来发展，这还是一个好的社会吗？这样的国家，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吗？显然，为了国家的进步，人民的幸福，我们必须抛弃“桃园结义”，通过“全民公约”来建设“法治国家”。这样一种“社会契约”的缔结，也是一种“结义”，只不过它不该在“桃园”。   四...

长篇连载：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（之三）

长篇连载：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（之三）   五 忠义才是“刘阿斗”   〇 如果投降反倒成了“大忠大义”，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？   忠义的主题在忠义的典型这里走了麦城，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大跌眼镜。但在我看来，矛盾早就潜伏在关羽的“有条件投降”之中。请大家想想，什么叫“降汉不降曹”？难道刘备的队伍，原本是背叛汉室的“反政府力量”？这真是笑话！ 问题是，这样的笑话，为什么没有人戳穿？ 也只有一个答案：我们喜欢忠义，我们吃这一套。至于它的内在矛盾，我们可以装着看不见，或者有意无意回避它。我们有这个“阿Q精神”。 喜欢忠义也不奇怪。长期以来，中国都是农业社会，又重农抑商。这就不可能产生契约精神。没有契约精神，就不会有法治传统。契约和法治靠不上，就只能靠道德。或者说，只能“以诚信代契约，以道德代法治”。这就首先要讲“忠”，其次要讲“义”。忠用来规范自己，义用来规范别人。我忠诚，你仗义。上下左右，就都搞掂了。于是，秩序得以维持，关系得以维系，天下得以太平。 可惜，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因为忠和义，也会闹矛盾。这时，是“忠字当头”，还是“义字当先”？张辽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。曹操派他探听关羽的口风，关羽明确表示迟早要走。这事报不报告曹操呢？不告，是对曹操不忠；报告，是对关羽不义。最后他的选择，是先忠后义，因为“公（曹操），君父也；羽，兄弟耳”（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）。这其实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：忠在义上。所以，宋江刚一成为梁山寨主，就把“聚义厅”改为“忠义堂”。忠，更重要嘛！ 然而在三国，忠却是个问题。投降的将领，比比皆是，也都受到礼遇和重用，比如张绣之投降曹操，黄忠之投降刘备，潘濬之投降孙权。潘濬原本是刘备部下，黄忠则投降了两回，先降操，后降备。如果投降就是“不忠不义”，整个“三国史”怎么写，便都成了问题。何况后世还有现实的考虑。做臣的要想，今后战败被俘，能不能“有条件投降”？做君的则要想，降敌的人又回来了，我还要不要？ 这就要找说法，做解释，打圆场。首先要肯定，如果是“有条件投降”，那就仍然是“忠”。如果投降以后又回来了，那就是难能可贵的“大忠”。其次要肯定，如果对方接受条件，那就是“义”。如果还信守承诺，那就更是难能可贵的“大义”。这就不但必须肯定，还必须加以回报。正如 聂绀弩先生所说，如不回报，以后谁还肯讲“义”呢（《且说〈三国演义〉》）？ 于是，一贯被骂作“不义小人”的曹操，这一回却表现得“义薄云天”。当然，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──在华容道被关羽“义释”。 看来，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是“很人性”呀！曲线救国，有条件投降，都是“忠义”。这当然很受欢迎。因为从今往后，我们都有后门可开，有退路可走。只不过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，如果投降反倒成了“大忠大义”，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？ 这才真是“扶不起来的刘阿斗”！然而改编《三国演义》，又不能没有这“刘阿斗”。没有了“忠义”，《三国演义》也就没有了灵魂。剩下的，可就只有权谋了。 诸葛亮，就是这样变成牺牲品的。   六...

长篇连载：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（之四）

长篇连载：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（之四）   七 权谋与伪善的二重奏   〇 诸葛亮不出山，呆在隆中建设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吗？   证据是“三顾茅庐”。 三顾茅庐确有其事吗？有，不过具体过程史无记载。《三国演义》作为小说，当然可以虚构。但把诸葛亮说成不想出山，恐怕就很荒唐。众所周知，诸葛亮是以“贤相”（管仲）和“名将”（乐毅）自许的。他怎么会不出山，又怎么会不想出山？他不出山，呆在隆中干什么呢？建设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吗？ 显然，这里有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。也许，在某些人看来，想出山，就是想当官；而想当官，是可耻的。这可真是“陋儒之见”！第一，出山不等于做官。在刘备帐下，以朋友身份帮帮忙，不可以吗？实际上，诸葛亮出山之后，并无职务。他的“军师中郎将”一职，是赤壁之战后才担任的。第二，当官也未必就可耻，要看你为什么。如果是为了做事，何耻之有呢？第三，在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的时代，一个有能力平治天下的人，是出山可耻呢，还是不出山可耻？至少在刘备看来，是后者。据《三国志·陈登传》，刘备在荆州时，曾经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。因为此人“有国士之名，无国士之实”，只知道“求田问舍”，竟毫无“救世之意”。试想，如果诸葛亮也是个这样的，刘备会欣赏他吗？ 所以，陋儒之见，万不可信！相反，在我看来，诸葛亮出山，正说明他心系天下，忧国忧民，挺身而出，勇于担当，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！听听《毕业歌》吧：同学们，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！诸葛亮，连这点“觉悟”都没有吗？ 更混账的是，徐庶明明早就推荐了诸葛亮，诸葛出山以后自己才走，为什么要改成临走之前才说？就算“此人不可屈致”，总不至于推荐不得吧？莫非怕他抢了地位和风头？这就是“陷徐庶于不义”了。还有，明明是诸葛亮“每尝自比管仲、乐毅”，却说徐庶把自己当替罪羊、牺牲品，还要勃然变色。真正的诸葛亮，会这么虚伪吗？ 其实，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虚伪，是旧时代读书人的集体虚伪。这些人的心理，是又想当官，又要摆谱。因此，他们说的话也好，写的书也好，永远都是酸不溜秋的。他们永远都在做一个梦：自己端个架子在家里坐着，皇帝来请，还请三回。请出来之后，言听计从，恩宠有加；自己则光宗耀祖，大展宏图。这是许多人心里的“黄粱梦”。 这才有了“三顾茅庐”的故事。故事很精彩，罗贯中也说得天衣无缝。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：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，其实都是“罗贯中笔下之诸葛亮”的刻意安排。什么会唱歌的农民，不懂事的童子，满腹经纶的朋友，道貌岸然的丈人，也都是他的“托儿”。其目的，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，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。这，难道不是“权谋”？看不出这一点，只能说明脑残。 诸如此类伪善加权谋的地方还有许多。比方说，小孩都知道，刘备摔孩子，是“邀买人心”。甚至就连他那个“携民渡江”，真实意图如何，都很可疑。朱苏进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柴爱新说：“我不承认哪个帝王是忠厚的”，这话我同意！ 似乎不必再说什么了！诸葛亮和关羽，是《三国演义》刻意塑造的“正面形象”和“英雄人物”，尚且如此，其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   八...

若为自由故

若为自由故 ──就李红豪事件答《东莞时报》记者林春挺   ○ 人才，就是不被社会和自己毁掉的学生；良师，就是不把学生毁掉的老师。   按：1962年到1965年，我在武汉市华师一附中读高中，跟李红豪算是校友。   问：您怎么看李红豪事件？ 答：只要中国教育坚持“毁人不倦”，不出这事才不正常。   问：您在高中时，是否有类似的经历？ 答：有过相反的经历。有一次，老师出了道作文题，叫《记一位难忘的人》。我问老师：写古人行不行？老师愣了一下，说行。我又问：不写成记叙文，行不行？老师又愣了一下，又说行。我得寸进尺，问：回家写行不行？这回老师特爽快，说：行！ 我回家写了一出独幕剧，叫《苏武牧羊》，老师给了高分。 后来再写作文，老师直接让我回家。有一次，我用繁体字和文言文写了一篇游记，老师给了最高分。 这位老师的名字我还记得，是“ 吴传忠老师”。 另外，初中语文老师王辅仁先生（武汉市第三十一中学），也是从来就不管我怎么写的。只要写得好，就给高分。 我很感谢这两位老师！   问：李红豪高一时的班主任老师认为，人才并不是他自己把自己打倒，而是社会把他打倒了。对此，您的看法是什么？ 答：应该反过来说：人才并不是社会把他毁掉，是自己把自己毁掉。毁掉的办法，是自觉纳入“毁人不倦”的教育体制，成为这部“毁人机器”的齿轮和螺丝钉。所以，人才，就是不被社会和自己毁掉的学生；良师，就是不把学生毁掉的老师。   问：为什么这样说中国教育？ 答：因为它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。   问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？ 答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。其中，自由又比全面重要。这个道理，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就知道。   问：不要高考了吗？不要管理了吗？ 答：管理很重要，高考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  

中国梦：梦与梦魔（之一）

中国梦：梦与梦魔 易中天     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，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。 ──卡尔·马克思     〇 刚刚学会与各国平等交往的“天朝国民”，却在屈辱中开始了“中国梦”。   有个问题想先问一下：世界上，真有“中国梦”吗？如果有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恐怕得在鸦片战争之后。因为之前国人的心目中，只有“天下”，没有“中国”。外国人眼里的“中国”，在中国人这里是“天朝”；中国人说的“中国”，则或者指天下的地理中心，比如“夏者，中国之人也”（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）；或者指天朝的政治中心，比如“刘备与（孙）权并力，共拒中国”（陈寿《三国志·鲁肃传》裴松之按语）。但无论哪一种，都跟我们现在讲的“中国”，不一个意思。 显然，现代意义上的“中国”，是国际社会之一员；传统意义上的“天下”，却是整个世界。天下的产权是天的，治权则属于天子。天子是“天之元子”，奉天承运，因天的授权而统治天下臣民。这个治权是遍及海内的，叫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因此，东方和西方，在理论上都是天子的“王土”；华人和洋人，在理论上也都是天子的“王臣”。既然如此，又哪有什么中国和外国？也只有中央与地方、天朝与番邦。 番邦，就是“蛮夷之邦”。它的性质属于“邦国”，地位低于“天朝”。所以，其使节来华，见了天朝的皇帝，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。皇帝说话的口气，也像对待自己的臣僚和子民。比如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文书，便开口就是“咨尔国王，远在重洋”，以及“具见尔国恭顺之诚，深为嘉许”云云。这些话在今天看来，真是哪跟哪呀！ 但这就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“世界观”和“中国观”。甚至就在1840年，道光皇帝有关中英争端的上谕中，使用的仍然是“剿”、“抚”之类的字眼，就像当年大宋王朝之对待宋江、方腊。可是这种观念，1840年以后，就被西方列强的炮火炸得粉碎。《南京条约》规定，以后大清与别国公文来往，应该称为“照会”。意思很清楚，国与国是平等的，别老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，也别老是把我们叫做“蛮夷”和“鬼子”。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：我们中国人，竟然是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，学会跟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。 然而接下来的却是屈辱。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这样的事不能尽数。但有两件，却不能不说，一是甲午战争（1895），二是巴黎和会（1919）。前者导致了戊戌变法（1898），后者导致了五四运动（1919）。比较而言，巴黎和会给国人的心理刺激，似乎又更大。因为被“蕞尔岛夷”（日本）打败，虽然耻辱，却毕竟是败了，不能不含着眼泪签那《马关条约》。可这回我们也是“战胜国”呀！当时，与会国的代表名额分为三个等级：一等国五名，二等国三名，三等国两名。中国政府几乎想都没想，就派出了五人组成的代表团。结果到了会上，才知道我们是“三等国”，只能派两名代表，连后来争到“二等国”待遇的巴西、比利时和塞尔维亚都不如，更不用说还可能要陪上一个山东。这真是奇耻大辱！ 没办法，弱国无外交。惟一的出路，就是自强。 中国梦，开始了。   〇...

中国梦：梦与梦魔（之二）

中国梦：梦与梦魔（之二）    〇大同、小康、治世，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“天下梦”。   鸦片战争以前，中国人做的是“天下梦”。 天下梦与中国梦，有什么不同？中国梦，想的是“中国怎么样”；天下梦，想的是“人类怎么样”。前者是关于“国家”的愿景，后者是关于“社会”的理想。 那么，怎样的社会最理想？首先是“大同”，其次是“小康”。这两个概念，是儒家的经典《礼记》提出来的，在《礼运》篇。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，在于“大同”是“天下为公”，“小康”是“天下为家”。表现为权力的交接，政权的交替，前者是“禅让”，后者是“世袭”。显然，大同比小康好。所以，晚清很多人认为，美国式的共和联邦制，比君主立宪制好。君宪制当中，英国式的“虚君立宪”，又比日本式的“实君立宪”好。 当然，这不是统治者的想法。他们最希望的，是一成不变。万不得已，才学日本，至少得有个“万世一系”。总之，晚清时期，是统治者选择实君，维新派喜欢虚君，革命党主张共和。因为只有共和，才能真正走向“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社会”。 然而，历史上的所谓“大同之世”，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“小康”。小康的特点是“家天下”。这当然比“公天下”差，但也还对付。至少在后世儒家眼里，比秦汉到明清好。因为小康时代实行的，是周公创立的制度，包括宗法制、封建制和礼乐制。宗法制是社会制度，封建制是政治制度，礼乐制是文化制度。社会、政治、文化，三位一体。一以贯之的，则是这样一种政治思想：以人为本，以德治国，以礼维持秩序，以乐保证和谐。这同样为儒家所推崇。不妨说，在儒家眼里，大同之世是无忧无虑，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。所以孔子说，实在不行，能回到东周，也不错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 遗憾的是，就连这个理想，也都成为泡影。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帝国时代。如果说“大同之世”实行的是“帝道”，“小康之世”实行的是“王道”，那么帝国时代实行的就是“霸道”。霸道，就是中央集权，国家专政，君主独裁。这是法家的那一套，即谭嗣同他们恨之入骨的“秦政”和“荀学”（《仁学》之二十九）。这时，“无忧无虑”是不可能了，“有德有序”也指望不上。能过上安生日子，就很不错。 因此帝国时代中国人想要的，是“治世”，也就是风调雨顺、政通人和、国泰民安。谁能帮我们实现这理想？除了老天爷，就是圣君、清官、侠客。最好能有好皇帝，其次有清官也不错。两个都没有，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如果连侠客也找不到，便只能去读武侠小说。这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，难怪谭嗣同他们要痛心疾首了。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：大同、小康、治世。它们寄托了理想，也表现出无奈。因为谁看得出来，这三个梦，是每下愈况，一蟹不如一蟹。但这没办法。理想不能实现，就只好打折扣。要想“不折不扣”，就只能从这“梦境”中走出来。 于是，1949年以后，中国人的梦，就有了新的版本。   〇...

中国梦：梦与梦魔（之三）

〇中国梦：梦与梦魔（之三）    法家那一套，既适用于“强国”，又适用于“阶级斗争”。   奇怪的是毛泽东自己并不这么说。他的说法，是“马克思加秦始皇”。 所谓“马克思加秦始皇”，就是“社会主义加法家路线”。这就又与晚清诸人迥异。他们的主张，可是“孔夫子加华盛顿”，即“资本主义加儒家理想”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对法家，对秦始皇，恨得咬牙切齿。谭嗣同就说：“二千年来之政，秦政也，皆大盗也；二千年来之学，荀学也，皆乡愿也。”（《仁学》之二十九）他还认为，就是这一套，害得我们在世界各国眼里，变成了“蛮夷”。长此以往，还会变成猿猴、猪狗、蛤蟆、河蚌（《仁学》之三十五）。法家和秦政，怎么要得？ 谭嗣同的这些话，毛泽东不会不知道。何况先秦诸子中，法家可是最现实、最功利、最没有梦想的。社会主义也好，人民公社也好，与法家何干呢？ 是不相干。但“强国梦”，与法家相干。 法家是主张强国的，而且能够强国。当年秦国的崛起，就是证明。实际上法家的那一套，确实管用。它对内有利于巩固政权，对外有利于国际竞争。这就很能打动毛泽东。因为毛泽东的“中国梦”，包含着两个内容──天下为公的“大同梦”，富国强兵的“强国梦”。前者考虑的是社会的命运，后者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。这两个问题，都是他要考虑的。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，不会只考虑“中国怎么样”。他也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，因此又必须考虑“中国怎么样”。中国必须怎么样？强大。谁能让我们强大？儒家能吗？墨家能吗？道家能吗？不能。谁能？法家。 何况法家的哲学，还是“斗争的哲学”。先秦诸子，墨家讲逻辑，其他三家讲矛盾。但儒家讲矛盾的统一，道家讲矛盾的转化。讲斗争的，就是法家。而且，法家讲的斗争，还是水火不容、你死我活的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便是西风压倒东风。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思想，也很对他的脾气。他，可是认为与天、与地、与人奋斗，“其乐无穷”的。 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哲学能够为“阶级斗争”的纲领服务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里说，一切社会的历史，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。毛泽东认为，这是“唯物史观”的精髓，也是颠扑不破的“真理”。既然如此，无论强国，还是大同，都必须搞阶级斗争。“马克思”和“秦始皇”，就这样走到了一起。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，在所谓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。结果，则如众所周知，强国梦没有实现，国民经济反而到了崩溃的边缘；大同梦也没有实现，反倒是“党、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”（中共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）。这可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。 人民公社破产了，文化革命失败了。留下的，是一堆问题。虽然我们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，但其中的教训，难道不该反思吗？   〇...

中国梦：梦与梦魔（之四）

中国梦：梦与梦魔（之四）   〇 能够选择，敢于选择，就是成功。   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一个故事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社会上流行喇叭裤。某大学校方担心自己的学生受到“精神污染”，便在醒目处贴出标语进行规劝：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？学生们则在标语下面贴了张纸条：请问什么裤吹得响？ 这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，听说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。但十年以后，却有了别样的意义。因为改革开放头十年，胆子最大，步子最快，思想最解放，成就最显著，以至于全国人民争相学习仿效的地方，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。 我们知道，它的名字，叫广东。 作为“天高皇帝远”的南国省份，广东历来就是一个“自由散漫”的地方，也是一个“自作主张”的地方。“鸟语花香”的方言，“生搬硬造”的文字，“茹毛饮血”的饮食习惯，“花里胡哨”的奇装异服，所有这些，都让“中国之人”把广东看作“化外之地”。然而，正是这“教化不及，政令难达”的地方，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着非凡的表现，一次又一次地“敢为天下先”。这一回，只不过再次表现出“食头箸”的精神而已。 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喇叭裤，却应该归功于广东对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，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。直到现在，广东也仍然是舆论最新锐、环境最宽松的地方。这才有了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的“广东经验”，有了关注民生、自由言说的“南方视角”。事实证明，尊重公民权利，保护个性自由，不是离“大同”更远，而是离“大同”更近。君子和而不同。没有了个体的差异，就不可能有“和谐”，还说什么“大同”呢？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为什么要有“中国梦”，我们又为什么要“强国”？如果国家强大以后，或者为了国家的强大，我们的人民，连话都不能随便说，饭都不能随便吃，衣服都不能随便穿，这样的“强国梦”，我们做它干什么？ 国家富强，是为了人民幸福，而人民是由无数个“有生命的个人”组成的。没有个人，就没有人民；没有个人的幸福，就没有人民的幸福。这就首先要让全体国民，都成为“人格独立，意志自由”的人，充分地享有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。如果像法家主张的那样，把这些“个人”都变成既没有“独立人格”，又没有“自由意志”的齿轮和螺丝钉，那么，组装起来的，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，一架杀人的机器，毁灭人类的机器。大同梦也好，强国梦也好，全都将背离自己的初衷，走向自己的反面。 实际上，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，就是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择的自由。农民可以进城打工，工人可以下海经商，大学生可以自主择业，所有人都可以跳槽。当然，这些选择，未必都成功，也未必都主动。但能够选择，敢于选择，就是成功。 更何况，无论五四以后“我的婚姻我做主”，还是现在“我的职业我做主”，体现的都是这样一个原则：我是公民，是独立的个人。我的权利我主张，我的事情我做主！ 这是何等伟大的解放啊！   〇...